一流大学如何打造？——读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有感
发布时间：11-11-2005 12:00:00 浏览 次
说到一流大学，人民自然会想到哈佛、麻省、牛津、剑桥等著名高校。但是，这些学校为什么得到人们的公认？他们有哪些共同的特点？是何种因素造就了这些一流大学？这些问题，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 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丁学良先生以他在欧美游学、工作二十多年的经历，加上他敏锐的观察与思考，对一流大学的建设形成了系统、独到的看法。近几年他多次被邀请到内地大学作有关专题的演讲，反响热烈。中央电视台、《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等重要媒体多次邀他访谈，好评如潮。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以下简称《一流大学》）。可说是对一流大学最为完整和深刻的阐释。对于正在致力于建设一流大学的国内高校同仁，此书不可不读。几年前我在主持他给浙大师生的演讲时，就被他的精彩观点和雄辩口才所折服。近读此书，又有不少新的收获，故此写下几点感想。 一、 何谓一流大学？ 现代大学是从公元十一世纪逐渐产生和发展而来。按照丁学良的总结，大学的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化过程。长期以来，大学强调的是传授知识，传授为人之道。直到18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创立了柏林洪堡大学，提出了新的理念，即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创造知识，是一个研究的机构。从此，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到二十世纪初，以美国为发源地，提出了大学的第三种理念，即大学在从事教学、科研的同时，还应该是一种服务的机构。要为纷繁复杂的各行各业提供教育、培训服务，提供智力支持。 大学职能和目标的多样化，促成了各大学不同定位和不同风格，形成了大学之间办学层次和学科重点的差异。各个大学的努力程度和努力结果不同，在竞争中呈现的教育质量和效益不同，能获得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影响也就大相径庭，一流大学与二流、三流乃至零流大学的分野也就此拉开。 究竟什么样的大学可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综观《一流大学》中的阐述，似可概况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研究型大学，即“把知识的创新、观念的创新当作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和目标来追求的大学。”（p15）这种集三种职能（教学、研究、为社会服务）为一身，以追求真理、创新知识为己任的大学，在所有高等院校中为数并不多，约占5～10％左右。 二是奉行“普遍主义”的研究型大学。真正的一流大学，并不局限于短期的功利，而是要探究整个世界未知的奥秘。“要关切一切，怀疑一切，探索一切，这就是普遍主义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P27）。作为普遍主义精神的体现，大学要海纳百川，广招贤才，自由探索，百家争鸣。“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p137） 三是办学成就得到公认的研究型大学。所谓社会公认，总是有一套评价的标准，这些标准虽因时因地而异，并处在变动、调整的过程之中，但有其规则可循。丁学良在书中归纳为九条：1、教学整体的素质；2、学生的素质；3、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4、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5、师生比例；6、大学各项硬件设备的量和质；7、大学的财源；8、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9、学校的综合声誉（p16-24）。他认为学校的综合声誉非常重要，在评鉴标准中占有很大分量（p24）。在我看来，恐怕教员的能力和水平，学生的素质和成就当数最重要的因素，学校的综合声誉，主要以此为基础，并非凭空产生。 由此可见，世界一流大学一是有客观标准，二是标准不易达到。并非研究型大学就是一流大学，更非发达国家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美国有二千二百多所大学，研究型大学有250多所，丁学良认为其中多年里能进入全美前二十五名的，可以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说即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只有1％左右的大学能成为世界一流，可见绝非易事。我国搞“ 二、“一流大学”能否快速打造？ 时下大陆喜欢说“打造”，诸如打造产业区，打造先进创造业基地，打造创新平台.....如此等等,使人马上联想起旧时铁匠铺的师傅用火钳挟一铁皮，抡起锤子叮叮当当猛敲的模样。有些学者对这种打造表示质疑。目前人们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是那些历史悠久的老牌大学。故有不少人认为，一流大学要靠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文化积淀，并不像办工厂，钱砸下去，先进设备买来，就可以成为一流。办一流大学要长期努力，短期内办不到，钱再多也不行。这种说法部分是对的。光有钱办不好大学。国内有的大学有大财团支持的背景，十几年下来，并没变成一流，连国内一流、省内一流都没达到。但一流大学与办学时间也没有必然联系。历史悠久的大学中有名牌大学，也有长不大的“小老头”。新办大学，既有不入流的野鸡大学，也有可能迅速成为一流大学。《一流大学》一书中所讲的香港科技大学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pp50-102） 香港科技大学是80年代中期才开始建设的新学校，1991年开始正式招生，但短短十几年时间就成为声名鹊起的研究型大学。从获取研究基金情况看，1991—2003年十二年间，全香港高校研究基金中申请成功率平均是48％，香港科大为64％，有的年份高达90％，成功率始终保持第一，远远高于第二名（p72）。从排名情况看，香港科大已成为亚洲前十名的学校。前年我到香港访问，看到一个报道，香港科大的经济学（以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计算）居然已排为亚洲第一。香港科大即便不能说是世界一流大学，至少也是亚洲一流了。 香港科大的成功发人深思。这一事实表明，“一流大学”是可以“打造”的，并且可以在短期内打造成功。 另一例证是上海的中欧管理学院，这家由上海与欧盟合作的在职教育为主的管理学院，仅有十余年的历史。听说该校的学位开始国家教育部门还不予承认，现在则已跻身于世界前五十名最优秀的工商管理学院。近年来举办的MBA、EMBA排名均在30位左右，是中国乃至亚洲唯一进入前五十位的办学机构。人们也许会将之因为“合资”之效。但不论怎样，也说明打造一流不仅香港能做到，内地也能够做到。 丁学良曾对他的洋人朋友所说“你到中国去做事，要求永远记住两句话：第一，Nothing is easy，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第二，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P88）他把这两句话引来用于回答中国建设一流大学可能性问题，我看是再恰当不过了。在中国打造一流大学，尽管困难众多，但并非没有可能。 事在人为，还是这句老话，看来问题不在于能否打造，而在于如何打造。 三、 关键在于制度 香港科技大学迅速崛起，奥秘在于它创建之初就是建立了一套有别于香港原有大学的新的制度。从《一流大学》一书中我们可以得知，在科大之前香港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英式殖民主义大学制度的三大特点，一是挂靠在政府公务员系统之上，二是强调技术性、服务性科目，不鼓励创新性研究。三是人事制度的行政主导和官僚化现象（P52-58）。科大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从行政主导走向学术主导，以美国大学为主要参照系，建立学术自由、学术导向的研究型大学。香港科大的制度创新，不仅带来了自身的发展，而且对香港的大学起到促进作用，产生“鲶鱼效应”，引发其他学校纷纷向研究型大学转型。 “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如何进人，如何留人，如何用人。”（P62）人才是大学之本，科大的制度变革也首先是从科学的评鉴、选拔机制展开，从而保障教师具有与研究型大学要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同时激励他们进行创新式研究。丁学良把这种选人、用人机制概括为“三级一界”的学术评审制度。要想成为科大教授，拥有终身教职，必须通过系、院、校三级评审委员会的审查。“一界”就是要送到七位以上外界评审人手上进行学术鉴定。这一界非常重要，丁学良称之为“生死界”。有了这样一种评审制度，再加上一条硬性规定，即必须从香港以外招聘人才，这就产生了几方面的积极效果：一是避免了在香港本地“挖墙脚”，而是从岛外，从国际上招徕人才，给香港带来了新的学术力量；二是保证了教员的高素质；三是形成了人才聘用上的学术导向，避免了官僚化的体制中的人情关系的干扰；四是强化了对教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他们在各自领域内进行前沿性、创新性研究，在匿名评审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推出好的研究成果。 大学的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当然不仅仅只有教师选拔、考评制度，但人事制度确实是核心制度，关键性制度。有了好的教师就能给学生提供高水平的教学和指导，“名师出高徒”。有了好的教师，就能出高水平成果，也就给学校带来了声誉，带来研究经费和其他社会资源。抓住了这一环节，就牵住了学校体制的“牛鼻子”。 这个道理，并不是内地大学不懂，也不是不想做。引起争议的北大改革就是从人事制度着手。我们浙江大学很早就在作人事制度改革，教师评审也有三级，也送到校外专家评鉴，也建立了教师的考核体制，应该承认这些改革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为什么没有科大那么显著呢？为什么迄今世界排名150名的大学中还没有一所我国内地大学呢？根本原因在于旧体制盘根错节、积重难返，体制惯性太强。而各大学体制改革只是局部改革，并未触动现行体制的核心和根基。前几年大陆的并校和调整，只是在归属关系、组织结构上作文章、类似于经济改革初期的“条条为主”还是“块块为主”之争，尚未进到“企业本位论”的境界。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利边界何在？这一关键问题尚未破题。因此，中国大学最缺的是丁学良所描述的“大学宪章”。 香港科大是新办大学，没有历史包袱，创新比较容易。此外，内地大学与之相比，还有若干差异： 1、香港科大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学校经费大都（80％左右）用于教师的薪金支出，因而教师的工资待遇比欧美国家还高出一截。这就能吸引国际上的一流人才，并使获得教职，特别是终身教职的人珍惜这一岗位。内地大学教师待遇近几年大有提高，但主要得益于体制外收益增加，即学校岗位津贴（学校自筹资金）和校外收入机会。国家发的工资仍然很少，一个资深教授的基本工资一个月也不会超过二千元。对一流人才的吸引力仍然有限。 2、内地大学的行政主导远比香港为甚。我国政府对大学仍然管得很死。人们戏称“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并非没有根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自由探讨的学术气氛远未能形成。遇到意识形态等敏感问题，打棍子、挨批判、遭清查的风险仍然存在。大学内部大多仍实施集权式管理，行政管理部门大权在握，官本位现象还很严重，改革遇到的阻力自然更大。 3、内地属转型经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外部体制环境不健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并不完备。大学与国家行政机构一样，人事改革、精简人员遇到的最大障碍是缺乏退出机制。要吸引优秀人才进来，现有队伍就要淘汰许多人员，以腾出岗位。不称职的人往哪儿走？这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破解，再好的方案也难以实施。 其他问题还可以举出许多，但是无论多难，大学改革都必须进行。中国经济正在迅速成长，并加速与国际接轨。丁学良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志，“哪里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民族的兴旺，世界一流国家的崛起”（P29）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则认为，“要想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必须要有几十所世界级的大学。”（P30）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而没有大学制度的改革创新，也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不仅受到众多的批评，而且正遭遇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许多国外大学已经或试 进入中国教育市场，一些私立高校正在创办。尽管其名气，影响远不及国立大学。可是，当年温州的私人企业，又曾有几个人正眼瞧过它几次？有几个国有企业曾把它当作一回事？前几年，我曾经在教育部调查组的一个座谈会上“危言耸听”：“国立大学如果不改革，今天的国有企业，就是明天的国立大学。” 所幸的是，对我国大学制度改革的问题，人们越来越形成共识，政府对大学的管制或多或少有所松动，各学校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在作多种多样的创新尝试。在引进人才、国际合作、考核与激励等方面都有许多积极的措施，其共同指向是使大学的内部人才市场逐步与外部人才市场接轨，国内教学体系逐步与国际规范接轨。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渐进改革，边际演化，积小胜为大胜，锲而不舍，相信最终能达到顶点，成为一流。尽管路很长，也不平坦，但正如丁学良所说：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 罗马就是这样建起来的！”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姚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