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统率高教发展的重要命题——从2005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认识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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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2日，已连续举办五届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此间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主题锁定“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300多位大学校长和中外专家就此展开为期两天的深入研讨。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重要命题。它以更宏观、更全面的视角，审视我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就是说，与会专家学者探讨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问题，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思维方式问题，也是指导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法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如何贯彻落实？关于重要命题的求解在探讨中逐渐清晰起来——

　　基于历史谈发展

　　“再回到国家部委管大学，可能吗？再回到学校包分配包就业，可能吗？再回到精英化时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能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甩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用一连串排比式反问发出了一位高教发展亲历者的感慨。

　　1992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全国高校教育改革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周远清看来，这十多年大发展的核心是打破了“包”和“统”，通过办学体制、管理体系、招生就业、经费筹措和学校内部管理等五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由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关在“象牙塔”里办学向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转变，从而更加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

　　然而，近年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评论开始多了起来，在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大发展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2004年达到了19%，在校学生已经超过2000万，扩招使得规模太大了，速度太快了。

　　对此，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杨德广教授发表观点。首先高校扩招是建立在20年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的基础上的，它有着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其次扩招是建立在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基础上的，人均GDP迈向1000美元以后，提高受教育程度的要求显得尤为迫切；另外经济体制推动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各级各类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使得教育资源日渐丰富，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杨德广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实际上是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满足着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引来争论的扩招，其速度也作着较大调整，从1999年47.3%的增长率，降到了2003年的19%，2004年又降至10%左右。

　　在运用科学发展观引领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历史、如何遵循历史的发展规律、如何总结历史中的得失来决策高教的新一轮发展至关重要。脱离了历史谈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而脱离了历史基础的跨越发展更是无从谈起。这个观点在此次论坛上被许多专家多次谈及，并形成了广泛共识。

　　论坛第一天的开幕式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还以较长的篇幅回顾了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所走过的道路。之后她指出，我们高教战线应当达成四方面的共识：一是前一个阶段高等教育实现了规模发展，成就是巨大的，方向是正确的；二是今后高等教育的规模还要继续发展，但要切实把握好发展节奏；三是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年快速发展中，办学质量总体上是好的，是有保证的；四是经过连续多年的大发展后，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正在逐步激化，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国际竞争的需要十分紧迫地要求我们提高质量，我们要坚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更加重视质量上来。

　　立足全局找定位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到在校生20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高校研究生以每年近20%比例扩招，今年报考人数超过百万；学术型和工程管理类人才供大于求，技术型人才却严重短缺……论坛上，杨福家、纪宝成、卢铁城、杨德广等一批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结构调整”上，并一致提出：学术型人才一旦超过技术型人才，高等教育“金字塔”就会倒挂，进而失衡。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意味着教育制度的创新，更是社会观念、就业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结构调整是关键。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大声疾呼：“结构调整的关键是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目前，被社会上看作“低水平”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承担着培养技术型人才的任务。世界上已完成第二次工业化并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25个国家中，中等层次技术人员、中初级管理人员，在劳动力结构中所占比例仍然超过50%，而中国仅为33%左右。

　　从表面看，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欣欣向荣，全国独立设置的普通高职高专院校约900所，另有600多所本科院校举办高职教育；在校生人数479万，占本专科生的43%，将近“半壁江山”。但纪宝成认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迅猛发展并不表明其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不少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不明确，有的搞本科“压缩版”，有的动辄升格为本科、抬高“身价”。事实上，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最为薄弱的部分。

　　结构调整的题中之义实际上是高校如何立足全局找准自身定位的问题。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为高校所培养的人才是否合乎社会需求。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的，人才也是分类型的，不同类型的人才不仅具有不同的特征，而且应由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来培养和造就。“然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过分强调了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等教育层次的差异，存在着严重忽视教育类型结构和人才类型结构的倾向”，纪宝成直言不讳。

　　定位？定位！论坛交锋的焦点，也成为与会者使用的高频词语。杨德广认为，由于缺乏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我国高等教育在目标定位方面的确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规模定位上，存在越大越好的倾向，多校区大学、万人大学越来越多；在类型定位上，重普高轻高职，重学术型轻应用型；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求多求全；正因为有些学校定位不明确，或者定位后没有按照既定目标前进，‘这山看着那山高’，结果往往陷入被动和不知所措之中。”

　　注重不同类型高校的协调发展，加强不同类型高等教育间的相互衔接与沟通，是与会者最终形成的共识。中国科协副主席杨福家院士形象地指出：“如果把全国高校看作一支‘乐队’，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高等职业技术类大学就应各司其职，扮演好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不同角色，只有各发其音，才能奏出和谐动人的乐章。”

　　放眼世界看未来

　　日本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山本真一、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教育官李元午、英国驻沪总领馆文化教育领事Jeff　Streeter、澳大利亚驻沪总领馆Cathryn　Hlavka等外国专家也应邀参加了此次论坛，他们的共同任务是“比较”———将“中国经验”置于更为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下加以审视，从而取长补短、互助共融。

　　李元午是个“中国通”，他用流利的普通话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他说，从1992年到2002年的11年间，中国将700多所高校调整合并成为近300所，着重致力于投资教学设施，提高科研成果。比如1998年教育部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为浙江大学，这大大增强了大学的综合实力，提高了学科水准，扶持并促进了高水平大学质量的大幅攀升，这一举措引起韩国教育部门的高度关注，并视作成功的典范。

　　讨论交流中记者发现，“提高教育质量”、“人才强国”、“多样化办学”、“产学研合作”、“提高办学效益”、“提高综合竞争力”等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颇为热点的问题，同样也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正在或者曾经面临的问题，只不过在发展的进程、改革的层次、方法的使用等方面存在差异。

　　在人才培养上，英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十分强调人的关键因素，其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始终把培养高水平人才放在学校工作的首要位置，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骄人成就。

　　在调整办学结构方面，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方面发展“五年一贯制”的高等专科学校，把高中与大学两个阶段贯通起来；另一方面发展两年制短期大学，并与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合作”；同时将大众化的重点主要放在私立短期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上。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用科学发展观统率高等教育的很重要一点是要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国际化的参照对比，建设一流也就无从谈起。走向一流，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专家们提出，在国家鼓励发展的中外合作办学领域，高校不仅要引进尖端人才、精品学科和先进教材等有形的教育资源，也要学习先进的教育管理经验、教育教学方法和严谨治学治教的科学精神等无形的宝贵财富。在中外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及合作办学过程中，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

　　《中国教育报》2005年11月25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