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过剩危机与改革的内生收缩效应

内需不振与外贸依存度过高并非是一个新问题,无论是在前几年的通缩时期还是在目前轻度的通胀阶段,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始终没有达到政策所希望的效果。原因就在于,启动消费政策所造成的扩张效应尚不足以抵消经济社会体制变迁特别是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运行中内生性收缩效应。

过去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时,书上讲资本家把大批的牛奶倒入江河,是资本主义即将爆发经济危机的表现。不过,这种事如今也在中国贫困的西部上演了。据报道,甘肃敦煌11家奶牛养殖户因乳品厂不再收购牛奶,不得不把白花花的鲜牛奶喂猪狗或倒掉,数量达到每天1吨,而为了减少损失,有的养殖户甚至开始宰杀奶牛。而在更早些时候,新华社也曾报道过陕西杨陵区五泉镇高家村奶农用牛奶喂猪之事。一些经济学家甚至预言,如果到2007年以后大批重工业项目到了产能的集中释放期,全面的生产过剩将不可避免,中国可能爆发首次生产过剩危机。

中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从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国家到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产生生产过剩危机,毫无疑问,这是改革带来的功劳。改革打破了初次分配中的"大锅饭",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但是,在为改革喝彩的同时我们的头脑必须冷静,因为,此生产过剩危机非彼生产过剩危机,不说这里面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污染了环境,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相比,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掩盖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内需不振,特别是农民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虚假的生产过剩。

以上半年的物价和外贸为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第二季度持续出人意料的大幅回落后,7月份只上升了1.8%。而这还是在油价上涨导致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价格上涨11.6%、医疗保健服务价格上升5.7%的情况下取得的。上半年国内名义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只增长了8.4%,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仅为3.5%。与此同时,贸易顺差则高达398.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去年上半年的负1.0%上升为4.8%。这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依赖顺差和外需的现象比较严重。

从农村消费市场来看,农民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其消耗者,本应成为启动市场的原动力和扩大内需的主力军。但由于农民购买力的强弱取决于收入的高低,而现阶段农民的收入又很低,所以,农村人口虽是城市人口的3倍,可消费总量却只有城市居民的91％。有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相差约10-15年。

可以说,内需不振成了中国经济的大隐患,长此下去,它非但无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还会拖累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农民的消费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市场的繁荣与萧条与否。

事实上,内需不振与外贸依存度过高并非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98年,国家就采取多种方式来启动消费。但无论是在前几年的通缩时期还是在目前轻度的通胀阶段,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始终没有达到政策所希望的效果。原因就在于,启动消费政策所造成的扩张效应尚不足以抵消经济社会体制变迁特别是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运行中内生性收缩效应。具体表现在:

首先,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以效率为导向的企业改革所引起的减员增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等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困难加大,收入预期不乐观。其次,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处于新旧交替,消费者对养老、医疗等新的保障政策、保障程度心存疑虑,不敢消费。第三,我国消费体制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同步,一方面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院民营化等市场化消费领域迅速拓展；另一方面人们的工资结构变化滞后,住房、人力资本再生产等市场化消费支出内容还没有在货币工资中相应增加。第四,消费领域社会信用水平较低,生产厂商在提供商品或劳务时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消费者现象严重,"消费者主权"的缺失使消费者不敢消费。第五,收入分配不公使一部分利用权力致富的人集聚了相当多的财富,这些资金多数游离出再生产过程,沉淀为长期储蓄甚至转移到国外,不能形成国内有效消费需求。

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成功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后,没能及时建立起良好的再分配体制,从而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产生了生产过剩问题。由于就业、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市场化改革的密集推出,居民担心未来支出大幅度提高,不得不减少即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备未来不测之需。

有鉴于此,要启动内需,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就必须解决由改革的内生性收缩效应所带来的上述诸问题。特别是要减少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没有9亿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便缺乏内在的稳定性。为此,应由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承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建设,改善农村生活基础条件,逐步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改善进城就业环境,把农民潜在的市场需求转变为现实的市场需求。 （邓聿文）（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