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国家的路径和陷阱
发布时间：03-20-2006 12:00:00 浏览 次
■创新国家的目标明确之后，对战略、途径及制度保障的探索就应该提上日程。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创新国家之路既有捷径，又布满陷阱。 ■日本作为创新国家的典范之一，其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都值得我们借鉴。 ■作者：王南 创新国家的基础是教育 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日本的人均ＧＤＰ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１９９９年，日本的人均ＧＤＰ达到３５７１５美元，超过美国的３４０４７美元，是英国的１．５倍。 日本国土狭窄，资源贫乏，为什么能在百年之间一跃成为经济、科技和文化强国？《日本第一》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格尔认为，重视教育是首要的原因；日本人自己也对教育的成就引以为豪，比如《日本经济发展》的作者、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南亮进认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是日本经济、社会高速成长的基础。 日本从１８７２年，就开始义务教育。由于政府出台各种措施奖励上学，小学入学率１９００年达到９０％，１９１０年达到了１００％。据日本中国现代化比较研究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熹家描述，“从明治以来，各村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无疑是小学校……在东京，从战前到经济高速成长时期，要说市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其相当大部分也是小学校。热心教育是市町村长及国会议员竞选的重要条件。” 南亮进１９９０年出版的著作，比较中日教育之后得出结论，中国比日本落后６０到８０年：中国９７％的小学入学率，相当于日本１９０５年水平；中学３９％的入学率相当于日本１９１５年水平；高等教育２％的入学率相当于日本１９２５年左右的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０５年的统计资料，日本初等教育入学率１００％，中等教育１０２％，高等教育５１％，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之比６．１％；而中国中等教育入学率７０％，高等教育１６％，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之比为２．１％。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银行罗列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亚洲倒数第四，世界倒数第七，在亚洲仅仅高于印尼、缅甸的１．３％，巴基斯坦的１．８％，柬埔寨的１．９％，世界上其他地区比中国低的只有非洲的几内亚和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不仅比不上印度４．１％、巴西４．４％的水平，甚至还不到埃塞俄比亚４．６％的一半 从经济上说，现代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人力资本的竞争，而教育是人口从成本转化成资源，再从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惟一途径；从社会成本上说，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离开教育都是无本之木，今天少建一所学校，明天可能就得多修一座监狱；从终极理念上说，人是目的，人的发展、人的全面解放，没有教育，都将成为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日本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ＧＤＰ却是中国的三倍；到目前已有１２位科学家、文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科技上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不说，历史上长期跟在中国后面亦步亦趋的文化小学生，现在是世界上的文化产品出口大国。就教育而言，相比之下我们做的太迟太少了；而如果现在不有所行动，明天要付出的代价将更加惊人。 创新国家的主体是企业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这本身不是新的理论。熊彼特１９１２年提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正是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推动技术和制度不断进步。现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也清楚地表明，国家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企业的竞争优势。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创新的主体是民营企业。 西风东渐之时，日本和中国的处境大致相同。但为什么现代化的结果大相径庭呢？其中玄机，可以从三个历史时期分析。 首先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李鸿章１８６５年设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１８６６设福建船政局、以及后来的上海织布局，虽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但恰如郑观应所说：“官督商办势如虎”，“既无商律、又无宪法，专制之下，股东辈亦无可如何”。其垄断地位不仅阻碍民资民业的发展，自身也因“所用司事皆官荐场之人，情面太多……而局用浩繁。”最终难免惨淡经营、凄凉收场。 日本明治维新之初，也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政府兴建了一些“模范工厂”。但由于企业效率低、经营费用高昂，受到思想家抨击。福泽谕吉大声疾呼：“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明治初期的经济学家田口卯吉对官业批评更为猛烈：“世上往往有些政府崇拜论者，他们都觉得‘政府’这个词有很大力量，以种种借口增加官营事业……垄断之可怕不在民业，而在官业。”提出“若不防止有司之干涉，则难以兴办民间之事业。”明治政府顺应民意，从１８８０年开始向民间抛售官营工厂，三菱等一批民间公司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１８９５年的甲午战争、１９０５日俄战争清晰地表明，虽然目标一样，但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第二个阶段是二战之后，中国是满目创痍，日本也近乎一片废墟。在大致相同的基础上，新中国和日本都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赶超战略”、“重工业优先战略”。但为什么几十年后日本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而中国国民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原因也在于不同的路径选择。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解散与军国主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财阀”，推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反对垄断；而中国却是国有单一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其他经济形态或被改造，或被割掉尾巴，或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国有企业的垄断局面，导致效率低下、积极性不高，经济没有活力，产品极端匮乏。中国的“短缺经济”，与日本的高效率、科学管理、物质极大丰富，一度形成鲜明对比。在日本乘坐新干线时强烈的视觉冲击，曾深深震撼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出了一定要改革、要学习日本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模式的感叹。 第三个阶段是１９７８年开始，中国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外商投资，允许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中国的面貌彻底改变了；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包袱沉重、亏损严重，改革举步维艰，成为经济高速增长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而日本在中曾根、桥本龙太郎以及现在的小泉内阁推动下，先后进行了国铁、电报电话、道路公团、邮政等民营化改革，经济的构造得以进一步改善，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日本很多已经完成的改革，在中国还没有破题。而这些问题能否解决，通过何种途径解决，将是影响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增长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因此，就经济竞争力而言，与其说是一场尚未结束的竞赛，不如说真正的竞赛还没开始。 创新国家的关键是制度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是什么，这是一个由来已久、常论常新的问题。亚当·斯密推崇“无形之手”，即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对衮衮诸公没有好感，把政治家比作“狡猾的动物”，直言不讳“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从而认为政府只是“必要的恶”。但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却反了过来，认为在经济崛起、尤其是后进追赶先进过程中，国家或者政府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于可以说兴亡盛衰系于政府的智愚明昧。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使得力主“有形之手”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的凯恩斯一度大行其道；可好景不长，七十年代的滞胀宣告凯恩斯理论的破产，撒切尔、里根的“小政府”又粉墨登场，里根一句名言成为这个流派的旗帜：“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根源。”尽管发展经济学中现在仍然不是没有争论，但主流的意见认为，国家的角色只是“守夜人”，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制定规则，且原则犹如美学，越小越好，越少越好。 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生动的活教材。早期研究日本经济奇迹的著作，突出政府的作用，例如前面提到的《日本第一》，就对ＭＩＴＩ通商产业省、对政府与企业的紧密联系、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赞赏有加。可是泡沫崩溃、陷入“失去十年”的泥沼之后，反省日本问题的著作，同样突出政府的作用，只不过是在完全相反的意义上了。例如迈克尔·波特和他的日本研究小组，２０００年出版的《日本还能竞争吗？》，结论就是“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只有当政府不是安排竞争、而是允许通过竞争达到繁荣的时候，它的产业才是成功的”。 到过日本的人，都会对农产品价格的高昂印象深刻。这就是日本政府最大的败笔之一——其农业政策所导致的恶果。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政府通过高关税保护主要农产品价格。日本稻米的价格长期都在国际市场１０倍以上。ＷＴＯ或者ＦＴＡ谈判中，屡屡因高关税被人戳脊梁骨，国内产业界和消费者也怨声载道。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研究员今井健一针对日本农业调侃说：“再保护下去，就彻底消灭了”。但也就在农业领域，由于种子市场是放开竞争的，它的撒卡塔种子公司占据了世界三色堇７０％的种子市场和美国甘蓝８０％的种子市场。现在该公司６０％的种子在海外生产，出口到１３０个国家。 在工业领域，日本的“父爱主义”、“护送船团方式”、政府和企业界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成为反省火力集中的把子。航空、化学、巧克力食品等行业竞争力低下，也被归因于政府干预不当。在服务业领域的过度规制，更被认为直接导致了建筑、ＩＴ、证券、外商投资等在和美国的竞争中全面落败。一位在通产省工作多年的朋友，在和笔者谈起日本的产业政策时，竟认为“日本的成功，是因为政府的失败；政府一成功，企业就失败了。”他的话也许过激了些，但想到政府当年曾试图阻止本田生产汽车，理由是生产厂家已经太多（如果政府成功的话，那么今天日本第二大、世界第六大汽车公司，就绝对不会是本田了。）再联想到政府主导的“列岛改造”以及“筑波硅谷”的失败，那么立此存照，对政府作用保持清醒认识，应该不是多余。 在重视教育、构建法治社会、确立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相对敬业、高效和廉洁的日本政府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如何能在１００多年时间里，实现从贫穷、专制、愚昧的传统农业社会到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信息社会的跨越，这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树立了一个研究的样本。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是有边界的。超越了一定的限度，踏上的就不是捷径，而是陷阱：政府不仅不是创新动力，反而会是创新阻力。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早期“倾斜生产”、“收入倍增计划”、“列岛改造计划”等国家干预色彩浓厚，从中曾根开始打破垄断、破除管制、行政改革、规制缓和，到小泉政府更是明确提出“从官到民”，“从中央到地方”，要搞明治维新以来“第三次开国”的大改革。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创新国家的灵魂是政策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早的资源是土地和劳力。经济学鼻祖威廉·配第说：“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后来资本显出了威力，黄黄的、发光的金子能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威力无比、所向披靡；再后来是熊彼特的“企业家”“破坏性的创新”、加尔布雷斯的“技术控制一切”；但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最稀缺的资源不是土地，不是资本，也不是人才和技术，而是政府的政策。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不是宿命，也不是机械的轮回，而是政策的结果。重视教育还是无视教育，重视制度还是无视制度，鼓励创新还是不鼓励创新，都取决于政府制定的政策，而这也决定了一个社会是文明还是野蛮，是法治还是混乱，是生机勃勃还是死气沉沉。李斯特说，国家的繁荣富强“在一个伟大的天才手里，就像用魔杖一挥那样，在短短数年之间色色具备；但是……断送在痴迷狂妄和专制暴虐的铁碗之下，消失得比兴起时更快。”这在当代更得到清晰的印证。日本、美国、英国，尤其是芬兰、爱尔兰、博茨瓦纳等国的经济活剧，无不是“政策之手”的杰作。 创新国家比战争、比舞台上的一切戏剧都更激动人心，其成败关乎国家兴亡、百姓福祉。如何选择合理的路径，避免可能的陷阱，这正是政策的空间。借用古希腊人的话说，“这里就是玫瑰岛，就在这里跳吧！”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作者单位：中国经济时报舆论调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