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圆桌：文学盛宴思想不能缺席

 

《人民日报》　2006年12月26日副刊第8版

 

文学的思想性不是个新鲜话题，但在当前思想蕴涵普遍贫乏的文学背景下有必要开展一次关于文学思想性的深刻讨论，意在克服人们对文学思想性存有的偏见和误解，以提升文学思想深度和历史感。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时代应该诞生伟大的作品。

 

　　作品需要思想的容量，只有思想能使文学更加辉煌！思想不能缺席！

 

　　在此，我们约请活跃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李敬泽、孟繁华和施战军，就思想与文学、思想与艺术、思想与形式的关系、文学思想性的现实前提与理论前提、思想性的当下需求、社会环境等丰富命题，作真诚而深刻的探讨，期望对大家有所启迪，引起真正的思考。

 

　　——编者

 

失去方向的文学缺乏力量

 

沈阳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孟繁华

 

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认为那一时代文学的思想性“还不够，必须提高一步”。他特别强调“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不懂得城市政策、农村政策，便无法正确地表现城乡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那个时代，文学的思想性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各种基本政策”。因此这个“思想性”在实践过程中是难以实现的：当为了突现“思想性”或政策性，艺术性显得苍白的时候，文艺领导者就要强调文艺的艺术性；当艺术性有了起色，“思想性不高”或模糊的时候，领导者又要重新强调“思想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就成了一个永远难以弥合的“对立关系”，在这一“怪圈”式的观念指导下，那种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作品，几乎是不能出现的。后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问题，逐渐演化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思想性的要求也就被等同于政治性的要求。这些年“思想性”逐渐淡出文学话语范畴，与对思想性的这一理解是有关系的。

 

　　为突破这个作茧自缚的文艺观念，1985年前后的“先锋文学”，以“形式的意识形态”首先突围。这个文学思潮对语言、结构、叙事等形式问题的探索和实验，总体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学的艺术性或文学性。但同时也付出极大代价：文学只能被少数人理解或阐释的情况，使本来已经分流的文学人口日益减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包括先锋作家在内重新思考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也缓慢地建立了联系。但是，经历了“先锋文学”洗礼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显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带着他们对文学性新的理解来重新表达历史与现实的。回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就不能没有立场、情感和思想。这时，“思想性”的重要虽然没有被言说，但它潜在的功能和作用已经融入读者对它的接受和理解之中。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无论有多少问题，它直面中国现实的思想与情感，是它引起普遍关注最重要的原因。它存在的问题也首先与思想性相关。

 

　　文学的思想性，当然不等同于哲学、政治或社会学的思想性，文学必须用文学方式亦即形象的方式表达。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思想性不等简单等同于政治性尤其不等同于政策性，它除了“高度”要求更有深度要求。因此，现实的批判性、形象的原创性、语言的独特性、题材的尖锐性、历史的反思性、人性的丰富性、精神的独立性、公共事务的参与性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着作家作品的思想性。文学表达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和心灵领域。这个世界和领域就是情感和思想的领地。因此，没有思想的作品在形式上再花样翻新，也终将远离阅读视野。

 

　　思想性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肯定当下文学创作取得了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深感文学正在失去“方向感”。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无论五四时代、三四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宏大叙事”的文学在思想方向上曾给读者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它的价值目标和国家民族关怀，对今天的影响仍然没有成为过去，这个精神力量包括情感力量和思想力量。没有方向感的文学就是没有力量的文学，就是沦为消遣娱乐的文学。

 

　　因此，重提文学的思想性，就是鼓励那些深邃博大的作家作品的出现，就是鼓励那些有大气象、大情怀的作家作品的出现。当“私人写作”、“个人写作”、“小叙事”获得了充分自由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能否重新思考已经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能否重新考虑思想性对文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因为在这些遗产中，文学也曾表现出了它强烈的震撼性、感染力和最高正义。

 

作家终究要和心灵对话

 

《人民文学》主编　李敬泽

 

谈到了思想性，有作家朋友沉吟片刻，曰：我是个艺术家，我关心的是人类生活，我希望人们在我这里看到真实的经验、鲜明的形象，我并不生产思想。

 

　　我不得不动用思想能力，费力地理解他在说什么。我当然同意文学要保持对人类经验的忠诚，但是我恰恰认为艺术家要保持这种忠诚就需要思想。

 

　　人们对“思想性”的本能警觉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过去的文学经验，把“思想性”的尺度理解为对作家的强制性要求，理解为公式化、概念化。

 

　　首先从“真实”说起。真实并不是一块石头，等着你抓到手里，它首先是个动词，是有巨大难度的认识过程和表达过程，思想的惯性，话语的成规，人的习俗和偏见，无数条路都可能把我们引向不真实，人要在选择、辨别、对话和思考中逼近“真实”。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直觉，需要知识，更需要思想，在文学中，这种思想常常不是一种成文的表述，而是一种气息，一种警觉，一种审慎，一种意志。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这位朋友，他无此警觉，他哪里是没有思想，他是不思想的思想，他是被一堆公式和概念支配而不自知。

　　当然，我们必须思考文学的思想能力和哲学家、社会科学的专家们的思想能力存在很大差别。我认为，文学不是归纳的也不是演绎的，它不遵从这样的逻辑。它守护着个别和殊异，当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在世上行动和言说时，他与世界、与对世界的普遍理解必然形成复杂的验证和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也会内在化到他自身中去，这种验证与对话是文学区别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种宝贵的思想能力，失去它，普遍性就变成了不能被个体、被具体的人所认知和确证的超验之事，而同时，这种对特殊与例外的假设与想象，使人类的精神保持开放，也是普遍理念的活力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没有没有思想性的艺术性。除非你把艺术理解为纯技艺，但即使是技艺和形式，其实也预设着明确的思想。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我的名字叫红》，绘画视点怎么设置，曾经是一种足以使人掉脑袋的根本思想。包含在技艺和形式中的思想很可能会随着技艺和形式的普遍化而逐渐衰减，而成为常规，成为不经反思的事物。因此，真正的艺术家决不会对技艺和形式不假思索，他会对技艺和形式本身保持思想的警觉。

　　那么，是不是反映了现实生活就有了思想性？我们可能恰恰是在表现现实生活时暴露出思想的匮乏。这个时代的读者对文学的深刻不满可能正在于此。

　　关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不关注现实的指责是不中肯的，我们高度地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但问题是，这未必意味着我们能够“贴近”它，我们提供的可能仅仅是表象，而不是经过思想探索的“真实”。

　　文学的创作需要一种思想背景，一个作家需要为自己建立广阔的对话场域，文学要把自己放回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前沿上去。作家终究要和具体的活生生的心灵对话，但是如果他不是同时和这个时代最前沿的头脑对话的话，他可能根本不知与面前这一个的对话如何开始和如何进行。

　　文学要不要思想性，这涉及到我们对文学的根本看法：它是消费的吗？作为纯粹的消费品和娱乐品，它真的不需要什么思想，或者只需要不思想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五四”的志向，坚持中国现代文学以来文学对建设民族精神的承诺，文学就不能放弃思想性的标准。

思想性寓于文学性之中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施战军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写实模样的作品铺天盖地，刚刚获得的艺术方法被迅速遗产化，连思想的散沙都被“日常生活”的琐屑所掩埋，似乎只顾呈现便可万事大吉。近些年来，善于急速抛舍、乐于翻盘的文坛，借助“底层文学”的勃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仿佛都在写思想、找思想，甚至以脱离世情的真切性的假想故意做作，满纸思想简单化、孤立化、醒目化的迎合文字令人厌倦，暗、恶、丑、怪、泄愤斗狠成了“思想”和“深度”的标识，这一类“思想者”形象瘦骨嶙峋、面孔扭曲地招摇过市；我们很难领略到能够丰富我们对人和世界的多重感应的思想，出现了普遍的思想焦渴。这个尖锐矛盾折磨着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创作普遍缺乏能够有机地寓于文学的思想。

　　对重大、沉浑、震撼以及性别奇观的追求和倡导，导致一种偏执的写作观念，即要成为大作品必须要有巨型的恶，它生长惊心动魄的恨与仇，仿佛那才是重大的、深邃的、有分量的。这种观念（而不是思想）让我们见识了无数实际上是肿大、浑浊、空喊、怪异的废品像泥石流一样倾泻到我们的文学场。诉诸健全人性的艺术理想似乎被攀高求大的气势汹汹的疯狂劲给撕扯得面目全非。于是因为流行不爱，“爱”就被指为“矫情”、“虚假”；因为流行残酷，“温情”就被指为“浅薄”、“造作”。爱感的匮乏和不知道如何表述正当的爱，更是创作能力与文学思想虚弱的表征。正常的善意，情感上的爱与痛惜，人们以及人与其他生灵之间暖老温贫，相怜相携，互通音讯，彼此体恤，好像这就一定是格局小的、思力浅的、分量轻的。它不是“批判”，因而也没有夸张的动作于是难以醒目，没有放大音量的“罪与罚”于是响声相对微弱，对热潮中的日常人生并不构成鲜明的针对性，因而似乎就是没有多少“思想分量”的——这一认识误区，使得似是而非的“思想性”成为唯上之维、独尊之维，严重遮蔽了当代文学思想的综合建构。

　　作家曹文轩说过：“难道仅思想一维就能判断作品高下了吗？艺术呢？形式呢？姑且抛开形式不论，一部好的作品，其维度也不当是一项，还有审美之维、情感之维等等——难道这些维度其价值就一定比思想之维低吗？就布鲁姆所指认的‘正典’来看，那些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大师们之所以是大师，就在于他们能将各种维度均衡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思想之维的过分强调，容易造成文学综合维度的失衡。

　　文学创作不能不和现时代发生关系，但是，只要文学是要追求不单一的人世情态所潜隐着的内容——人心的繁富、追忆的驳杂、情感的丰饶、人性的幽深等等——它就很容易不那么被驯服，并必然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情境和精神流向之间构成或隐或显的紧张关系。老现实主义注重表达被刺激的人成为被物欲金钱所奴化的异化之物的命运，我们今天的新人文因素，借助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对现时的质询或许可以从永长不变的人世间的魅性和人心的魅性找寻中来体现，但是，更多的已有创作现象则是以写实的饱胀反照文化精神的脉象的虚弱。呈现、想象、回忆和感受，与现世给定的秩序及表征发生质询和逆反的关联，构成文学写作内在的或者形象与故事背后的动力，对现实的精神参与也就自然包含其中。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历史的急匆匆往前奔跑的脚步相比，精神漫游的愉悦与生命沉潜的哀乐等等的书写，像是有所克制的悠缓平静的洄游。

　　文学的人文性思想力度正是通过人心的撕裂感和对内心隐秘的充分挖掘来实现的，对于具体的人和广大的人类而言，相比于对“历史车轮”的摹画，对不可清晰把握的浩茫心事的精微勾勒和细致揣摩，更能体现永恒的意义。而这一切，都归为最简单的东西，即人与人的人文境遇，不外乎时间/成长、空间/境遇、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等等，于此，“生”、“死”、“爱”，这些其实是恒常的而不是日新月异的主题，便自然而然地而不是孤立地包藏在文学思想中。

　　文学的最终指向，便是通过作为人存在的境况和质量的多维探索，实现健全的人性化生存，从而让人在心中对真、善、美保有诚意。我们常见的是，将终极诉求任意放逐，把过程性的堆积当成结果——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思想特质。

　　所谓“思想”，大都是古已有之的与健全人性的建构相关联的人类通识，尤其在文学领域里，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思想性的界域，尤其是要更加谨慎地谈论思想的创新，我们从阅读经验与思考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真有所创新，也往往只是对已在的思想的形式、思想某一侧面的呈现形态，我们能够以艺术的敏感予以独到的表达。

　　既然是从文学范畴呼唤思想性，无疑思想性寓于文学性之中。我们所要的思想，是文学的，而不是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和政治学的，是文学性前提下的思想，是文学形态的思想。历史告诉我们，“思想性”一旦作为工具论的借口，文学将出现可怕的贫白。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需要我们注意。不然，概念化、主题先行、片面突出现时性思想而忽略整体艺术品性和丧失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倾向，这些曾严重妨碍新文学经典化进程和生硬阻隔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因素的存在，会与今日中国应有的精神形象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