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的温州模式
发布时间：11-18-2005 04:00:35 浏览 次
2005年春夏之交，温州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胡经琨从新浪网上，看到了福建《东南快报》的一则新闻：自当天起，任何一个市民，如果你对福州台江区人民法院的工作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拨打该报热线参与评议。 此前，福州市台江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评议区法院的方案，也拉开了该报与台江区人大开展“代表连线”的序幕。《东南快报》评议说：“在台江区人大与《东南快报》联手前，温州媒体的‘焦点访谈’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为人大如何监督政府开辟了一个新的‘路线图’。” “为什么《东南快报》说‘此举属省内首创’，而不说全国首创，就是因为我们拔了头筹啊。”温州一位知名人大代表颇为兴奋地说。 胡笑逐颜开:“都说我们这一套经验好是好，就是不可学，现在不是有人在学吗？” “你们温州新闻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和市人大或者市政协合作办一个栏目？” 2003年5月的一个下午，温州新闻网总编辑郭乐天，接到时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兼市人大主任李强的电话。此前一个月，他们在网站上开通了一个与市民互动的BBS。被接踵而至的网络舆论反复刺激的李强对郭乐天说，温州民间倾心发展的氛围很好，如果你们建立一个栏目的话，就可以把BBS上抛出的发展问题，乃至社会热点和难点放上去，政府民间共同讨论。 “最近几年，新闻监督的效果不是非常好，不管新闻单位怎么监督，被监督的部门还是自己管自己。”16个月之后的一次高级别的专家研讨会上，觉得被监督者无动于衷的郭说：“于是，我们想到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的结合，希望人大常委会来督办我们媒体所要反映、批评的问题。” 新闻网作为第四媒体的媒体地位已举世公认，但它在温州依旧是“小众媒体”，它的力量也不是传统媒体可以比拟的。于是，郭和他的同事们，在提出“权力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互动”之后，提出第二个互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动。 6月，温州市人大召开主任办公会。两个互动的原则性方案，在井井有条的讨论中没有悬念地受到人大常委会的官方认可。 闻知市人大常委会要联手媒体树立人大的权威，《温州都市报》的一位中层管理者率先登临具体办事的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经不住来客的“热情攻击”，研究室主任胡经琨和温州新闻网决意将机会让与《温州都市报》。 7月，《代表在线》在三方往来反复的磋商中诞生。在温州市中心一幢简易的写字楼里，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弹丸之地，靠着两个年轻记者林一笑和姜智敏的脚力拼杀，打出了中国纸媒体与人大合作的一片新天地。 他们的合作方式并不复杂：隔周一个选题，周二的《温州都市报》以整版的篇幅，对所确定的选题进行报道，见报的当天下午邀请人大代表、政府部门领导及相关话题的专家、学者在温州新闻网演播室同网民直接对话，第二天的《温州都市报》，再以整版的篇幅刊登经过整理的网上对话和网民留言。至于那些事关全局的问题和意见，媒体不仅以不同的形式呈送有关部门，还将结果反馈于公众。 8月，温州电视台也多次找到胡经琨商议合作事宜。他们要合力催生一个温州的“焦点访谈”，一档有投诉、有反馈、有处理、有结论的大型评论性栏目，而不是原先那种发端于批评报道、终结于“唱赞歌”的“社会纵横”节目。记者现场采访报道，与人大代表坐镇演播室评论是非，栏目中两种方式来回切换，每周日晚8点黄金时间在温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每周重播3次。 考虑到温州舆论监督的现实，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开动了权力机器。他们为《代表在线》和《实事面对面》的记者们颁发了工作证。证件的正面，是持有者的照片、姓名，背面则是人大常委会的红印章，明确要求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对记者工作予以支持配合。 此外，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就栏目的开办专门向有关政府部门发了文件，并为这两个栏目专门成立了指导委员会，由一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掌大局”，秘书长中间把关。至于选题的确定、节目的录制，乃至文稿以及电视片子的审定等“把关人”的活计，则由胡经琨担纲。 无论是《代表在线》，还是《实事面对面》，两个栏目的参与者都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机。2003年夏秋时节，温州市府反行政拖拉推诿效率低下的“效能革命”，为人大和媒体的联合监督找到了好的突破口。 “效能革命”在公安机关开展得怎样？“有困难找民警”，等到真正有困难时，民警是否能及时相助呢？ 5天后，《温州都市报》的读者，从《代表在线》上知晓了 人大代表李伟良、胡彩芳是第二组的代表，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暗访的第二站。以办理暂住证为事由的他们，遭遇了《温州都市报》所描述的下列场景： 值班台的两位民警正在记录些什么。接待代表的是一位稍胖点的民警，当李伟良告诉他，自己弄丢了暂住证，明天有急用，想赶紧补办一张时，民警说办暂住证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明天来办理。 李伟良问能不能特事特办，民警非常肯定地回答：今晚没法办理暂住证。旁边那名瘦高个的民警也附和了他的说法──现在不能办。 两位代表“磨磨蹭蹭”呆在派出所里不愿离开，想看看他们的值班情况。这时，那名瘦高个民警有点不耐烦了，他冲代表嚷：出去！出去！这是办公的地方。 代表只好站在派出所的院子内，瘦高个民警有点生气了，喝令代表站住，并要求出示身份证检查。 温州读者一边目睹《代表在线》向低效率的衙门作风喷吐出舆论监督的火舌，一边领略了《实事面对面》朝“效能革命”中反面典型开火的精妙。2003年10月中旬的《实事面对面》，报道了《70天“效能日记”见证企业辛酸》。 报道说，一个身为县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让部属办理厂房土地证，70天的日记，详尽记载了70天劳而无功的奔波。该私营企业主气咻咻地拿着品评机关效能的日记，投诉到县效能革命投诉中心。此事点燃了该县效能革命的第一把火。然而，公开的“效能日记”换来的只是无尽的烦恼，领取土地使用权证变得举步维艰。仰仗舆论和人大的双重监督， 该私营企业主终于拿回了土地证。 “效能革命”作为政府阶段工作的重点，风一样飘过之后，温州人怀疑担当政府“一杆枪”的两个栏目，还能走多远？接下来的版面和时段，没有令两个栏目的热爱者失望。 2004年5月，《实事面对面》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胡经琨的老家乐清市的汽车东站。汽车东站建好半年却无法使用，像个空城计。记者调查发现，表面上症结在于土地拆迁等所谓历史遗留问题，深处的根子是政府滥用权力不讲信用。 2005年初，胡经琨让记者观摩了经过删节的播出片： “他们没有反映到我这来。”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演播室一位律师代表不服：“你副市长不知道，但是人大代表一下来就知道了，怎么解释啊？” 分管交通的副市长拒绝记者采访，节目同期声立即毫不留情地公之于众：“记者想采访分管交通的副市长，但是遭到了拒绝。” “政府说了不算数，谁信你政府啊”、“搞得一塌糊涂”、“政绩工程”、“政府滥用权力，后患无穷”。节目中，3位人大代表措辞强硬的批评，让记者瞠目结舌。记者在多年的职业经历中从未见过在地方台播放的新闻中，地方人大代表如此“不为官者讳”。 节目播出后，乐清市深感压力巨大，紧急开会，寻找解决方案。 嗣后，《瑞安非法砖窑严重毁坏土地》、《104国道柳市过境段“优良工程”成豆腐渣》等揭露性报道接连面世。公众先前的担忧消失了，栏目也赢得长久的公信力。 胡说，地方人大也因此多了一个督办案件的利器，如果有职能部门硬顶着人大的压力不办，人大的底层官员就会说：“我们最好不要到《实事面对面》里面说。” 两个栏目的美誉随之暴涨，很快跃出温州，被浙江乃至中国的公众所传播。《南方周末》的报道评论说：“与其他地方的舆论监督栏目相比，温州‘焦点访谈’的背景极为罕见，从选题的确定、节目的录制到文稿(片子)的审定，非由新闻主管部门管理，而是由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直接掌控。” 就是这段不足百字的引文，给胡经琨带来了殊大的压力。尤其是“掌控”两个字。 “你们人大怎么能掌控媒体？”上述报道见诸报端不过几日，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官员，拨通了胡的电话。 很长一段时间，源自不同官邸的“掌控说”，无不叫胡寝食难安。身为市人大常委、研究室主任，胡完全能够掂量出这个说法的分量。“掌控”的指责，无异于一柄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压力不止于此。 “兰州会议”上，胡一股脑地道出了他的压力。“监督难，监督难啊！”胡说。 胡用手指着一个漂亮的女青年，随他同去兰州的一个电视台记者，说：“她经常受到采访对象的威胁。她采访一个涉及开发商的工程后，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电话不断地骚扰她，说要把她的衣裳脱光，拍成全市流行的裸照。” 几个月后，记者去温州，见到《代表在线》的另一个女记者林一笑。她说，一次艰难的采访尚未结束，那边就来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只有两句：回家的路上小心些!我们会让你尝尝刘嘉玲上封面的滋味！ 林的男搭档，姜智敏，一度时间不得不化名“蓝盾”作掩护。当“蓝盾”的真身尽人皆知，他索性不再掩盖身份，“舍得一身剐，敢把不平拉下马”。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勇敢，也不是所有的新闻人都对这两个英雄的栏目趋之若鹜。与采编人员座谈时，记者惊讶地得知，正如没有几个电视人不喜欢这个栏目一样，没有几个电视人喜欢参与这个栏目。苦，累，危险，没有红包，惹人麻烦，有时候还要接济被采访的弱势人群。 “确实高尚，可我总不能一辈子靠高尚活下去。”一个试图离开的电视人不愿掩饰自己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怯弱和退缩。 《实事面对面》的主管，温州电视台评论部主任徐克不无尴尬地说：“人不好找。” 胡经琨面对那些试图舍他而去做逃兵的人，一点都不生气。他自幼当兵，背枪扛炮，又当过13年纪检干部，查处过案件，和腐败分子较量过。在他眼中还是孩子的这些年轻记者，哪里有他那样的阅历？扪心自问，自己不也时常被想不到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吗？ 与人为善，是胡身上清晰可辨的性格特征。他说，他不喜欢得罪人，可他总是不停地把人得罪。 “你胡经琨对我无情，我也不给你好脸色看。”老胡说，温州市有些单位的官员，原先和他关系还不错，一年下来，与个别人的关系就冷落了。胡是《实事面对面》栏目的总监，《代表在线》的主审。但曝光什么题材，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最后还得由常委会领导把关。可别人不清楚，总是找他一个人说情，把账算在他一个人身上。无端的猜忌，更是弄得胡很疲惫。 自认为胸怀差不多可以不计个人荣辱的胡，最为难的还不是被他视为“自己人”的记者的逃避和个人的毁誉，而是“外人”难以邀约。两个栏目区谌嗬改康南灾曛荆驮谟凇巴馊恕钡钠毡椴斡搿？墒牵巴馊恕笔翟谔亚肓恕?o:p> 《实事面对面》每次要请两三个嘉宾。《代表在线》除了自己的主持人外，请的全是代表和官员这些“外人”。 “外人”中，官员最难请。 老胡说，你想请一个局长，局长就推给副局长，副局长再推给处长，处长呢，往往也不爽快，大多推给了副处长。温州新闻网的一个记者在《温州人大》上撰文说：我们想请政府的一把手来我们的聊天室，可是来我们聊天室的，80%不是一把手。 “人大代表” 也难请。一来其中党政官员比较多，他们本来就不愿意来，以人大代表的身份露面，似乎更不愿意。有的副职官员来了，但回答问题时，不时表现出大而空的官方言辞，搞不明白他究竟什么态度。 人大代表中，私营企业主的比例相当大，他们比官员身份的人大代表要好些，可婉拒也是家常便饭，不乐意“惹是生非”。《实事面对面》记者杨育彦回忆说，她的同事在做苍南假奶粉报道时，找了将近10 个企业家代表，没一个爽快的。 她说，做《实事面对面》两年了，除了周德文、李伟良等少数几个私营企业主代表以外，特别积极的真不多。所以，两个栏目搞了两年，跑得最勤的不是市人大常委会成员，就是专家学者，或者律师代表什么的。 “两个栏目诞生之初，我们就以打造人大代表履职平台为宗旨。”胡经琨觉得不爽，“我们搭好了舞台，他们不唱戏，这游戏还怎么玩？” 当杨育彦抛掷出同样的问题，一个北京的同行劝她不必悲伤：“你们两个栏目是不是每期都有人大代表参与？你们是不是不定期也从未间断地组织人大代表与媒体记者互动？是不是已有100多位人大代表卷入你们的节目？” 是的。是的。是的。杨对每个问题都给与肯定的答复。 该同行笑他太贪心：“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你们已经使人大监督从封闭走向了透明，让人大代表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把媒体监督的难度系数降低到目前我们能够接受的最小的范围，你们还要怎么样？” 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是。” 困厄重重中，两个栏目是怎么披荆斩棘，一路高歌猛进的？ 胡说，归功于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们。虽然李强擢升而去离开温州，但继任者和人大常委会高级要员没有打退堂鼓的意思。胡递给我一份讲话稿。这是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德， 连的激烈言辞，并非简单的意气用事。无论是批评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不合作的“破”，还是设法反制不合作的“立”，都有着官方批评中常见的政治依据，以及地方官员不太留意的法律依据。 政治上，连援引了执政党总书记胡锦涛关于“注重研究”一府两院“依法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具体形式”的说辞，他认为，这是对地方人大工作的新要求。 法律上，连对人大代表说，不能把代表职务看作荣誉称号，对一府两院提建议是宪法赋予的职责；对政府官员，连则严肃指出，宪法和法律规定，辖区范围内任何部门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 基于政治和法律上的依据，连亮明“三要原则”： 人大代表要积极参与到执行职务的平台上来，如果我们有话不说，掩饰矛盾，甚至故意回避，从执行职务的角度来说，就是失职，就是对不起选民，对不起事业。 有关部门要主动配合，栏目涉及有关的职能部门，就要请政府部门的领导同志出席，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都要出席，不能百般推托，不能避之唯恐不及，更不能说人大代表对你的监督，是“挑刺”、“制造麻烦”，这不是对待工作，对待事业的应有态度。 人大、政府和新闻媒体对反映的问题要狠抓落实，要把有关部门是不是配合，有没有落实，与人大对政府官员的评议勾连在一起，形成刚性约束，以彰显人大监督的权威、力度和效果。 胡说：2005年即将过去，连正德和人大常委会班底对两个栏目的态度没有改变。 杨育彦则说：老胡的态度是不是坚决，对我们更重要。2005年春天，胡家搬迁到温州电视台对面，胡很开心，《实事面对面》的“元老”也很兴奋。 杨说，我们的节目虽然很有名声，但广告收益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好。我们制作节目的成本，很大程度上是由老胡间接支付的。 老胡自己支付不起，也没有高尚到自掏腰包搞监督的境界。老胡维持《实事面对面》健康运转的策略是“化缘”。 记者和胡说起两个栏目的“生命线”，胡道出了实情。《实事面对面》一年的制作成本大概80万元，胡以私人朋友的身份，商请“广告客户”以广告的方式赞助他们的正义行动，一年不到，就为栏目组拉来将近100万元的广告。 “温州财产保险公司的老总，是我的好朋友，我给他拨了一个电话，他支持了10万元的广告费。”胡不无得意地举了个例子。胡特别担心《实事面对面》广告“下三路”，他专找那些“体面”的客户。电业局，园林局，以及声誉正派的私营企业，是他物色广告的对象。“你还别说，虽然我做节目得罪了一些人，却也赢得了一些朋友的信赖。” 一天下午，一个年轻的市人大代表，日泰鞋业的董事长金哲夫，以广告客户的身份来到温州电视台，替《实事面对面》装备了1部手提电脑，7部台式电脑，还有5万元现金。胡的引领使这位企业家感叹这么好的节目组竟然缺电脑，于是，他要了15秒的广告。 “金代表看重的是老胡的面子！来我们这里做广告对‘日泰’来说，并不是必须的。”电视台的人说。 “我?我的面子？微乎其微！”胡极力否认，谦虚而又虔诚地说：“是舆论监督的面子，是我们人喽降拿孀樱庋担赡芨嬉恍！?o:p> 记者去《代表在线》栏目组的时候，翻看《温州都市报》的这个版面，一个栏目广告是人大代表李伟良的超市做的。记者问报社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李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你们的采访中，当他的名字和他公司的广告一起出现在版面上，是否有商业利益侵犯新闻独立原则的嫌疑？ “哪里啊，是我们自己拉他们赞助的。”该中层管理人员无奈地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力啊，我们的采访费用比别的新闻高多了，没办法啊。” 尽管胡和人大常委会的官员们，一再批评人大代表对两个栏目的“非暴力不合作”，但还是有不少人大代表让他们感动。两个栏目的制作成本，差不多完全来自于国字号人大代表的赞助费，和私字号人大代表的广告费。正是他们对舆论监督、对正义和秩序的良好期待，支持着这两个栏目筚路蓝缕地一路高歌而来。 并非所有的评述都赋予温州人的行动以正面价值。正如前面所说，无论是胡、胡的上司，还是胡的记者伙伴们，“掌控说”始终是一柄悬在心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嗣后，我们看到，胡和他的“同志们”收起了温州人创新时一贯的低调，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去温州以外的场域， 去传媒界，去学术界，寻找舆论和学理上的支持。 温州人的民主智慧，在他们为两个栏目寻找合法性依据的努力上表露无遗。 在这些努力中， 显然，她的讲演有着不同于纯粹学者的价值。 “温州的探索为什么在全国有这么大的反响？”信说，公众、媒体、人大，乃至整个社会，都在关注并寻求现实生活中腐败、低效、越权、漠视公民权益的解决之道，温州的探索激发了社会的共同情绪。 2004年是中国人大制度50周年。信认为对50周年的纪念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怎样落实人大的宪法权利，怎样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温州的探索正是朝这个方向出发的。 信的理解中，舆论监督的温州模式或者人大监督的温州模式，有合法性基础，也有合理性。虽然它突破了传统权力机关的监督模式，但它依然遵循并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它对民主、政府效率、民众利益和政府责任的拷问，使它具备了合理性。当然，一年的运行也已证明两个栏目的监督方式具备可行性。 “三性”是有了，可她认为温州模式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推广价值，因为它是特定制度环境和特定语境下的“个性化产品”。 至于被监督者的拖延抵制，信不以为然，两个栏目的刊播，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她倾向于将两个栏目定位为沟通，不该将目标设定得过高。低调，是信给予两个栏目的郑重建议，她希望把握摄像机镜头的人们应该有个好的姿态，要让被监督的政府部门认为它合法、合理、合情。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保守，其实不是，我是一个疯狂的改革者，我知道在我们国家做事有时很难，你要做下去就必须妥协，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信以这段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评。 接过信春鹰话筒的，是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 喻肯定了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两只手合在一起的力量。他最能引起主办方注意的是他的建议：以多元化意识，消解罗宾汉包打天下的思维；不能把媒体的诉求和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以平衡的态度兼顾各方利益。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辞官就学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迥然不同于众议，他希望温州人大将《实事面对面》扩大成一个人大频道。他举例说，国外的议会很多都有专门的频道，24小时全天候播出，议会立法、听证都是全程直播。 一个中途接上话头的记者问：两个栏目的记者拥有人大制发的工作证后，宣传部门好像也不能管理，等于开了一个小灶，我不知道是谁赋予人大这个权力？请3位专家点拨，舆论监督和人大监督捆绑在一起的合法性，到底在哪里？ 信春鹰说，监督权是宪法授予人大的四大权力之一，人大可以用很多方式行使这一权力，所以政治上是有合法性的。法律上也具有合法性，当下，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人大可以掌控媒体，但看合法性，应该追问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根本大法，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通过人大行使监督权，如果我们确认媒体是人民的喉舌，那么合法性是符合政治逻辑的。 蔡定剑说，我们看合法性的时候，不能仅盯着法律条文，还应从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出发，寻找合法性。不管从政治还是法律的角度，人民的监督机关和人民的喉舌代表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都是合法的。（摘自《南风窗》）穿过媒体的人大的手
监督利器
夹缝中的生存
温州人的民主智慧
合法性危机